主持人：张老师，您之前做的这些都不是义务上的？
张淑琴：这都是我自己做的。因为我给孩子的爸爸妈妈有承诺，替他们打听孩子的消息，结果见到孩子的家庭是这样的家庭，特别是我最后见到孩子的小坟墓，坟墓上长满了草，我就回来写了一篇文章叫《儿女们》，一口气写了5000多字，主要是谈这个家庭、这个孩子。我的初衷是我写这篇稿子让罪犯知道他们的犯罪给别人带来灾害，给自己的家庭、儿女、老人也带来灾难，被害人是第一被害人，他的老人和孩子是第二被害人，促使他们认罪悔罪。没想到这篇文章登了以后，就接到几十封信，好多服刑人员谈家庭、孩子、子女，我才知道不是一个家庭，也不是一个监狱，而是一个群体，一个庞大的群体，服刑人员他们收押，服刑期间孩子应该怎么办。
主持人：这确实是一个问题，因为他们服刑之后，孩子根本没人管。
张淑琴：不光没人管，还受到一定的歧视，甚至这些孩子有一些不良行为，不良习惯，而且我觉得对孩子很不公平，每个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父母，看到这个情况以后，我就翻阅了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，包括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、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》，包括我们很多法律，都没有提到服刑人员子女。只有一个法就是《监狱法》，《监狱法》只有一句话，罪犯不得携带子女进监狱，罪犯服刑不能带孩子，孩子该怎么办？没有任何法律，我就属于爱管事的人，我就开始找民政、找司法、找人大、找政协，我从1993年陆陆续续就找到了1995年，跑了十几趟北京。
主持人：这期间一定遇到过很多困难？
张淑琴：很多困难。很多人不理解，说你又不是共产党员，又不是局长，为什么要管这些孩子，甚至有人问，你连基督徒都不是，佛教徒也不是，为什么要帮助罪犯问这些事情？我说我觉得放不下，不忍心，我觉得孩子不该生活在父母的阴影当中，不该背着父母沉重的十字架走完他的一生，为什么这么多年，罪犯有人管，孩子没人管，我觉得对孩子很不公平。如果说文革期间、阶级斗争期间对这些孩子，因为历史原因，我们不敢管，现在为什么还不管？这种对孩子的歧视、忽视或者麻木不仁，会让这些孩子走到另外一条路，现在可能叫“罪二代”吧，他们也会成为罪犯，真的碰到很多钉子，有人怀疑我的动机是什么，说你为什么做这件事，与你有什么关系。
主持人：他们很不理解。
张淑琴：很不理解。你又不是一个领导，关你啥事，甚至有人怀疑我有政治野心，想出风头，实际上没有。到最后忍无可忍，这种忍无可忍，看不惯有些职能部门办事人员的冷漠，对孩子的现状置若罔闻，而且对我不耐烦，我有时候控制不住留眼泪的时候，他觉得不理解。我1995年离开监狱局，我当时是一级警都，副处级干部，我做这个决定也下了很大决心，我想为孩子做点事情，想为孩子们讨个说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