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持人：您提出的“总部经济”理论，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现在发展的情况怎么样。
赵弘：“总部经济”是我在2002提出来的，但是基于北京的发展，基于全世界很多城市的发展规律提出来，现在已经得到了全国很多城市的认同，而且在理论界得到认同。北京总部经济在全国应该处于领先地位，呈现这么几个特点：第一，总体规模在持续增长，越来越成为北京经济发展的支柱地位。比如北京总部企业大概占北京法人单位数0.6%，但是给全市贡献61%的税收，50%的GDP。换句话说，北京的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已充分体现出总部经济的特征。总部经济对北京举足轻重，GDP超过一半，税收超过60%，可以看出是非常高端、高效、集约的经济。
第二，总部经济内部结构在升级，北京的总部经济也在不断向更高层级迈进。过去是全国性的总部，现在体现全球总部。北京现在有全球500强总部企业52家，超过了东京，在2013年就超过东京，现在成为世界上单个城市拥有世界500强总部最多的城市，地位、层次在不断提高。第三，总部经济的辐射能力、影响力以及对全国全球资源的配制能力在提高。可以从几个数字来看，比如2012年的一个研究表明，北京入选世界500强44家企业总部，业务扩散能力指数达到4.68，通俗的理解就是说在北京以外的业务是北京以内业务的4.68倍，这就表明北京的总部经济带动的是全国的发展，不是北京自身或者不仅仅是北京自身的发展，已经体现出北京总部经济对全国经济的辐射带动能力。而且我们说这些500强总部业务遍布全球，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我们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侧面反映，实际上体现出我们国家整个经济实力的表现。我觉得这是总部经济的三个主要特征。
主持人：您刚才介绍对经济的推动的一些影响。那对于城市战略定位有什么积极的推动作用？
赵弘：总部经济对北京是不可或缺的，不管今后朝哪个方向发展，总部经济都要符合总书记提出的打造“高精尖”的经济结构的要求，对于我们北京来落实国家使命、落实首都功能定位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比如说四个定位，第一是政治中心，国际交往中心，国际交往至少是两个层次的交往，一是政治层面上，国家之间的交往。更重要的或者更普遍意义的是民间的交往，民间交往谁来体现？其中总部企业就非常明显地有担当作用。因为我们说对于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、影响力、国际贸易往来、国际投资以及国际文化的交流都是企业来参与其中的，特别是我们国家的对外开放已经进入新的层级，从最早期的贸易往来，简单的贸易进出口已经转变成资本运作、投资和跨国经营，跨国投资、跨国经营实际上由总部企业在担当。通过这种担当扩大整个中国经济或者中国企业在全球的影响力，这就体现出北京作为首都城市在全球的影响力。因为从全世界看，基本上这些大的国际化都市都是总部企业最集中的城市，这些城市在国际上也都是最有影响力的国际交往中心，总部企业是不可或缺的，它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。这是第一个作用。
第二，北京要建设全国文化创新中心，很多文化企业特别是跨国文化企业都担负着文化出口、文化引入，特别是动漫这些文化产品。我们说文化要附着在很多方面，比如附着在动漫上，附着在有形的产品上，通过产品的输出，产品的贸易，服务的输出把中国文化输出出去，把中国的价值观输出出去，影响全世界的话语体系。
第三，我们全国要建设科技创新中心，这是对北京新的定位。总部企业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进行创新、研发、设计，这种策划都是创新的功能。我们看到，中国要走向世界，要在全球创新当中有一席之地，就要体现总部的创新，在北京的创新除了我们中小企业的创新，总部的创新也很重要。举一个例子，在中关村大概271家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是1.8万亿，但是在北京以外的收入占到整个总收入的四分之三，这表明北京的企业不仅仅是在北京发展，是在全国发展，它通过把北京的研发成果在全国孵化和转化，客观上发挥出对全国经济这种创新引领、示范、推动作用。所以我们讲转变发展方式，实现创新驱动要有载体，要有主体，北京的总部企业就是推动全国创新发展的主要载体和主要的主体。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的四个定位，国际交往中心、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，我认为都离不开总部经济，完全是一致的。
主持人：所以在发展当中很关键的一个因素之一。北京正进入疏解非首都功能、解决“大城市病”的攻坚期，作为北京突破“单中心”城市格局的重要举措，对行政副中心的建设您有何看法？
赵弘：北京这次提出建设北京市行政副中心，我认为有两个标志，第一标志着北京从“单中心”城市格局开始向“多中心”格局转变，这是一个标志性的。因为过去北京也提多中心，但是到底多中心在哪里，这次明确提出北京行政副中心，这就是一个标志。第二个标志，表明北京市委市政府落实战略定位，疏解非首都功能这种决心和信心。革命先革自己，先带头，那么实践证明，在国际上也是可以看出来的。比如说东京也是出现城市病，建立了三个城市副中心，新宿、涩谷、池袋，新宿就是把东京市政府迁到了新宿，它的迁入，带动了很多商业资源的迁入，那北京这次，北京市政府迁出去，不是主要的，关键是这种释放出的信号，对于全市人民，提升这种疏解非首都功能，打赢“城市病”这种攻坚战的决心意义重大，这是两个标志。
主持人：具体介绍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发展？
赵弘：北京行政副中心的建设对北京来说是新的挑战，新的课题，以前也没有曾经经历过，在国内也没有经历过，有这么几点要把握的。第一科学定位，有限发展有限目标。北京市行政副中心不能定位功能过多，功能过大，这样使得北京通州有可能又出现“城市病”。应该走高端化、绿色化、节约化发展，重点发展总部、文化、生物、金融等高端功能，使得它能够集中有限目标，集聚有限资源，实现功能最大化的发展。
第二，划定边界，有序发展。要研究或者总结我们中心城发展当中的经验教训，不能再摊大饼，一个是划定城市边界，不能无限蔓延，这是一个问题，否则就摊大饼。第二呢划定一些永久的生态农田、绿地，留下老百姓休息的生态空间，不能把所有的空间全盖成楼房，避免过去摊大饼，无序发展的老路。同时可以考虑通州的规划，在压一个层次，比如于家务等下面的乡镇承担一些子功能，成为副中心的一些子卫星城，或者叫卫中心。这样整个副中心的功能比较强大，但是又不至于集中在非常局限的区域上，这样使得整个资源得到均衡化的布局。
第三，交通限行，轨道优先。交通问题是非常值得重视的，北京的问题主要出现在交通上，出现在空间布局不合理和交通上。我们要学习国外的经验，轨道交通在城市交通中非常重要。在大都市有两个优先，一个是公共交通要优先，一定要承担主要的交通出行，80%的公交出行，第二轨道交通在公共交通中要占有绝对地位，占到80%以上，就这两个80%以上，第二个80%是实现第一个80%的重要条件，如果抓不住轨道交通的重点，第一个80%也很难实现。我们一般的公共汽车满足不了这么大空间尺度，这么多人在这么短时间内上班的出行，只有密集的轨道交通体系才能完成这个任务，借鉴这样的经验教训，我觉得通州的建设，要把轨道交通放在突出位置，其中两点，第一要加密主城和副中心轨道交通的密度，甚至建设一站式的，大站式的快速市郊铁路。第二，副中心内部要行成轨道体系，比如把于家务、燕郊联系起来，这样使内部形成快速的交通自成体系，在这一点上还有很好的机会，很好的时间来谋划，来推进。
第四，补足短板，环境至上。通州最大问题就是整个公共服务不足，满足不了城市发展的要求，我们要借助疏解非首都功能这样一个机会，把北京一些好的医疗资源、教育资源，通过建分校、分院的形式向通州疏解一部分，满足这个地区的老百姓和未来副中心建设的需要。
第五，产业高端，京津冀协调。通州的发展不能再走低端化发展的老路，产业应该定位在高端上，发展总部、生物、文化、金融等高端功能，限制一般化的产业功能的进入。另一方面，通州的发展的视角要和周边的天津、河北关联起来，形成和燕郊、武清、宝坻联动发展的新格局，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。特别在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，为北京市其他区县在京津冀合作当中积累一些经验。这都是很有意义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