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姓百人百事——笔杆救国司马文森

2015-11-17 11:34 千龙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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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持人:在抗日过程中,有人在军队中奋战,有人为抗战文艺做出重要的贡献,他们都是抗日的英雄。恰逢抗日胜利70周年,我们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,她是文艺界抗敌工作者司马文森的女儿司马小莘,她还有一个身份,是一名文物保护志愿者。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司马老师您好。

司马小莘:主持人您好,各位网友大家好,我是中央统战部退休干部司马小莘。

主持人:司马老师您是怎么成为一名文化保护者的?

司马小莘:因为珍爱人类创造的美好事物,也因为对那些见利忘义、损害文化遗迹的人一种疾恶如仇,还对一些愚昧无知的行为痛心疾首,我见到北京八中校友会负责人给我发的信息我就参加了。

主持人:作为这样的志愿者,您每天都要做什么样的工作?有这样的规程之类的吗?

司马小莘:我们的任务就是认领文化遗迹,定期每个月去巡视,发现有损害,损坏文物遗迹的事,文化遗迹的事及时向义工协会报告,请他们出面处理。日常的就是随手做一些维护社会风气、社区环保、捐赠书籍、款项、救助贫困人等等。

主持人:我觉得司马文森先生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大文人、大文豪,他在您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?

司马小莘:我父亲是一个著名作家、外交部,在我心中他就是一个革命英烈,无产阶级文学家,他的终身投身在共产党的统战工作、文化工作中。在危难之中挺身而出,在对敌斗争时,冲锋在前,撤退在后。

主持人:那在家庭中,在你们一家子当中是什么样的形象?

司马小莘:家庭当中是非常慈爱的父亲。著名的电影演员刘琼、狄梵阿姨他们夫妇对我父亲就很尊敬,尤其狄梵阿姨不止一次对我说,作为电影人,她阅人无数,唯一最敬佩的就是我父亲,对妻子、家庭的这份关爱。

主持人:他都做过哪些工作,有哪些比较著名的作品?

司马小莘:父亲的主要工作是从事党的统战工作,在抗战时期,我们主要讲抗战时期,他主要在广东省委、桂林八路军办事处、中共南方局领导下,从事对粤军、对桂系军阀、文艺界抗敌这些,还有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。文化上他是以抗战时期报告文学作品的创作,这是一部分。另外他是一个组织者,抗战文化工作的组织者。在抗战期间,有千千万万共产党员,他们在国统区组建一个大文化部队,大文化概念就是包括文学、戏剧、绘画、木刻、音乐以及社科、教育,这些都属于上层建筑,属于大文化概念。他们在各个领域,以各种形式对日寇宣战,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,汉奸的无耻,以及居民的英勇,还有澄清各种错误的观念。

主持人:这么多的作品,您都读过吗?

司马小莘:我父亲的作品我基本都读过。父亲的作品我觉得很有特色一点是报告文学,他创作报告文学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,1931年他15岁参加革命,在中共泉州市委有一个(时期成立)特区,当时叫做特区区委,他是委员。之后他就因为国民党的围剿,到了上海参加左联。在左联党团组领导下,上海沦陷的时候,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,上海沦陷,他就跟着《救亡日报》到了广州,在广东省委张文彬(省委书记)的指示下,到了四战区粤军,从事抗战的文化统一阵线工作,在那里编辑四战区小站报,培训干部。直到1939年春天,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,制定反共的策略。1939年5月嫌疑重大,共产党的干部石辟澜,我父亲和黄新波被遣散。遣散后,我父亲在韶关和石辟澜等创刊了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刊物《新华南》,这是南方抗战的旗帜。后来,八路军办事处抽调我父亲到广西桂林地方建设干校,协助杨东莼做桂系的统战工作。之后1941年,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,顶点就是皖南事变,当时桂系的军阀原本是跟蒋介石是有矛盾的,因为皖南事变以后,从蒋介石分到一部分利益,他们就变脸了,(八路军办事处、救亡日报社被封闭,父亲留守桂林抗战文艺阵地。)广西地方干校父亲就从那里撤出来,以后的工作主要以文化为主,以桂林,全国文化界救亡协会桂林分会的工作为主,他先后负责组织部、出版部、儿童部。他们一起发起了这些,一个是比较主要的就是文艺通讯员运动,他是一个群众性的文艺运动,将抗战文艺的种子拨到乡镇、农村、军队、战壕。文艺通讯员运动其实影响很大,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江西、福建,包括香港。很有特色的就是广西的学生军,从开展文艺通讯员运动一直延长到很久,到文艺通讯员总站都已经停止活动了,他们还在坚持,定期出他们自己的刊物。

主持人:这是司马文森先生组织的?

司马小莘:是我父亲和周钢鸣、陈斐琴他们共同发起的。

主持人:如果有,可能文化水平不强的人怎么办?

司马小莘:我父亲认为没有关系,你哪怕只会三四百个字,也可以努力不断提高自己,互相交流,把身边抗战的事情都写出来。父亲认为抗战是一个大事件,是几千年中国的大事件,无论你写的也许水平不高,只要这些事情是真实的,都可以把他记下来。(大众文艺正是从抗战壁报、文艺通讯员运动开始,一步步走来)

主持人:他应该算是当时那个时候知识分子那一批的领头人了?

司马小莘:他是一个核心人物。他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,总的来说,我先讲抗日,抗日文艺的中心,从九一八开始,最开始在北平和上海,北平七七之后就沦陷了,北京和上海也沦陷了,上海11月沦陷了,上海沦陷以后,抗战文艺中心就转移到武汉和广州。武汉和广州沦陷之后,抗战文艺中心就转移到重庆和桂林。桂林由于不是国民党的核心所在地,比较宽松。而且桂系军阀跟蒋介石有一些矛盾,还是比较开明的,所以在那里有1000多个文化人都聚集在那里,有很多出版社、印刷厂、报社、杂志社,还有很多群众运动的社团,抗战文艺轰轰烈烈。桂林是被全国文艺界救亡协会评定为全国质量和数量都是第一的,就是抗战文艺方面。

主持人:我看司马文森先生有很多同届的友人,包括田汉、郭沫若他们,他们都是怎么认识的?

司马小莘:大部分在上海左联认识的,上海左联认识一大批。然后在《救亡日报》工作时,也认识一批。在文艺界救亡协会也认识一大批。文艺界救亡协会在桂林一共有五届,等于将近六年,六年时间里,很多同志都参加了文艺界救亡协会的工作,可是大部分都是“飞鸽牌”,来了走了,走了来了,只有几个是“永久牌”,那就是我父亲、艾芜和孟超。他们是从头到尾,父亲还是最后撤离桂林的。因为作为共产党的一个桂林文化工作的领导人,他们在安置了所有文化人离开桂林后,最后撤离。

主持人:把自己放在最后?

司马小莘:当然是最后,当时抗战的时候,大家生活都很艰难,怎么说呢,共产党没有钱给大家发工资,也没有钱发生活费,全靠一支笔,全靠他们的文学创作发表得一点钱,来维持生活,这支笔也是他们抗战的武器,也是一个党员身份的掩护,也是一家人的生命线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些影视节目,不应该把这些都变成一种武斗片,抗战时候有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在国统区从事文化工作,他们是文化大军,这个大军没有人去表现他们。而且把一些抗战的国统区的斗争都缩微成谍报、情报。情报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部分,但是不是主要的大部分,然后变得武打片、搞笑片,我对这个很有意见,应该真实还原历史。文化是很重要的,他铸造的是灵魂,他锻造的是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敌的信念,也是自信、自尊、自强的一个魂魄。它就是一种软实力,软实力的作用实际非常大,包括军队。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为什么百战百胜,为什么国民党的军队一天之内就变成共军?就是因为有思想、有文化、有理想。陈毅说的很清楚,中国的历次革命都离不开进步的革命知识分子。

主持人:您觉得当时他们创作出来的在当下起到什么样的成果?

司马小莘:揭露敌人,唤醒民众,组织民众,动员民众投身抗战。抗战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,它要有全国人民的参加,不止是解放区,还有国统区,很长时间以来,国统区军民抗战,他们的英勇事迹很少被报道,大家很少知道,他们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。我父亲的报告文学《南线》这本书就记录了很多,包括军队中的知识分子,包括农民、农妇、村妇、工人,少年队,他们仅仅很小的年纪也投身抗战,这是很感人的。

主持人:您刚才说父亲跟《救亡日报》的渊源,当时《救亡日报》都会涉及哪些内容?

司马小莘:《救亡日报》是创刊于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,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全民抗战的协定,是在周恩来和国民党方面沟通,双方共同出资,共同来编辑,社长是郭沫若,共产党方面的编辑是夏衍。我父亲和《救亡日报》的关系,源于他当时是上海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宣传部工作人员,宣传部工作的还有胡愈之、王任叔、钱俊瑞、梅益等。作为上海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刊物,他是宣传部工作的,就和报纸有很多联系。当时他们很多年轻的作家都参加了《救亡日报》的工作。8月24日,《救亡日报》在上海创刊,11月上海沦陷了,我父亲和上海《救亡日报》就一起撤退到了广州。在广州很快又复刊了,因为大家不屈不挠的努力,得到了广东党政军支持,在广州就复刊了。复刊一直坚持到广州沦陷。广州沦陷以后,最后又撤退到广西,继续复刊。最后是第二次反共高潮,被国民党封闭了。在这三段时间我父亲都参加了《救亡日报》工作,而且是他的一个战地记者,也参与编辑他的一些副刊,文艺通讯员、栏目、新干部、儿童文学刊目等等。而且经常是写文章,当时是往《救亡日报》写文章,大家都没有稿费的。因为非常艰难,共产党没有那么多钱来办报纸,靠社会赞助,大家生活很艰难,吃大锅饭,睡地铺,到《救亡日报》能吃一顿饭,在《救亡日报》日常工作的同志,他们会有一些生活费,要没有他们就没有办法生活了。

主持人:当时生活那么艰难,司马文森先生一方面要用笔杆子战斗,一方面可能也会心系着你们,怎么坚持下来的?

司马小莘: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小,还都没有,只有大姐。

主持人:那样条件依然很艰苦。

司马小莘:大姐是游击队的女儿,我父亲1944年湘桂大撤退,大撤退之前,我姐姐是1943年出生的,到湘桂大撤退的时候,她才半岁多,很小。开始我妈妈当时生病,产后大出血,我父亲把他们临时安置在老家,就是我妈妈的老家融水,在一个苗族山村里暂时待了一段时间。我父亲就在桂北,他是桂北特支的书记,组织抗日武装。当武装根据地基本成立了,他就将母亲和大姐接到游击队,游击队就睡稻草,有时候住山洞,大姐那个时候一岁多,没有东西吃。我妈妈因为大出血,没法跟着部队走,就安排在一个老乡家里。老乡家不愿意再收容我姐姐,因为有一个他觉得已经是负担了。我姐姐太小了,送了好几家老乡家都送不出去,后来只好带到游击队里。游击队里有一次,大家都很关爱她,包括一些大米,不舍得吃,包括一些伤员都不舍得吃留给她,她就喝一些米汤、吃红薯。有一次遗忘在山洞里,大家跑了,日本鬼子烧山,后来发现游击队女儿还在山洞里,有一个同志拼了命跑去把她救回来。所以我大姐等于是唯一一个在抗战游击队里,那个时候才一岁多。

主持人:你们是什么时候跟司马文森先生分开的?

司马小莘:我父亲一辈子都在对敌斗争最前线,包括解放前在白区,在白色恐怖中和敌人斗争。新中国解放的时候,他做香港工作,也在最前线,最后是1952年,我父亲那时候担任《香港文汇报》的总主笔兼社长,被港英当局非法逮捕驱逐出境,那是1952年1月,我们全家才从香港回到广州。到广州之后,没几年,中央向地方,外交部成立没有人,人手不够,等于中央组织部向各个单位发函,要求调一批干部,年轻的,忠于革命事业的,有才华的到外交部,这样我父母从1955年就调到外交部工作,我们就骨肉分离。

主持人:1955年的时候您多大?

司马小莘:我七岁,我妹妹四岁,两个姐姐才上小学,我们就成了留守儿童,在北京我们的语言不通,举目无亲。

主持人:你们在北京谁照顾你们?

司马小莘:开始是一个有伤残的同志照顾我们,也不叫照顾,平时我们都住校,在托儿所也是住的,礼拜六接我们出来一天,姐妹在一起相聚一次。1956年他也搬走了,调到南方去了,我妈妈从广西老家把外婆请来了,我们住在外交部招待所,在招待所住了6年,一直到1962年父母从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离任回国,我们才团聚。团聚的时间很短,就一年多。中国和法国建交,我父亲又被推荐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工作了。

主持人:这么多年您幻想过吗,如果父亲是一个普通的人,可能你们就可以一大家子聚在一起,共享天伦之乐什么的?

司马小莘:对,这是我们所追求的,这是我们做不到的。1960年的时候,我大姐曾经给陈毅外长写过信,要求调父母回国工作。父亲知道这情况就给我们回信,说我们家是美好的,大家在一起生活是一种享受,但是大家都是战士或者即将成为战士,是战士难免要上前线,也要养成四海为家的习惯。外交工作对国家很重要,它看上去不是那么轻松,有时候比上前线打仗还辛苦,可是这个工作如果做好了,对党、对国家是有很大好处的。

主持人:其实即使这样,一提起司马文森,一说起来我是司马文森的女儿,是不是依然特别自豪?

司马小莘:是,因为父亲对革命事业的贡献,因为父亲对中华文化的贡献,父亲最有特色的就是他的报告文学创作,他是1931年参加革命,经历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战略转移,就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,把战略重心从城市暴动转移到农村建立根据地,包围城市,走这条路,父亲经历了这段经历。他写成了《风雨桐江》,反映福建侨乡革命人民斗争,之后有一大批作品就是反映抗战。解放战争他也有一大批报告文学作品。新中国成立后,父亲从1952年从港英当局驱逐出境,到1955年之间,父亲创作了中篇小说《汪汉国的故事》。汪汉国是我国第一代的农业劳模,是广州揭阳的。之后还为华侨,新中国父亲是参与发起中国新闻社,他是第一届的理事,应廖承志之邀创作了《故乡》(电影剧本),反映侨乡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巨大变化,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各方面,之后就是我父亲还值得一谈的就是他在香港工作期间,负责香港进步的电影工作,创作了六部电影,都是以华侨为题材的。他的第一个电影就是《海外寻夫》,是王丹凤主演的。(他编剧的电影)都是名角,李丽华、王丹凤、夏梦,还有陶金、刘琼他们主演的。《海外寻夫》这个电影被称为是抗战胜利后第一部华侨题材的电影,这八部电影大部分都是“海”字头的(《海角亡魂》《海外寻夫》《南海渔歌》《血海仇》等)。因为进步的电影事业没有钱,经费困难,他们发起电影合作社,这是大家都没见过。电影合作社是什么意思?编剧、制片、演员大家都以自己的工作为投入,到电影拍好了,上演了,收入大家再分红。分红一直分到1962年,刘琼、(狄梵)阿姨还寄回来其中拍的《火凤凰》的收入分红还给分父母。(之后是一批国际题材的报告文学。)

主持人:其实除了那个年代,包括现在司马文森先生的书迷、粉丝依然特别特别多,您有接触过吗?

司马小莘:这是我感觉非常欣慰,非常自豪的事情。因为我也在京东网上见过读者说司马文森的书本本好看。

主持人:您开心吗?

司马小莘:开心。我父亲的作品本身来说他是自学成才的,他的特点就是和生活非常密切,所以他的作品和生活非常接近,非常质朴,也很有深度,如同身临其境。

主持人:在没跟您聊之前,司马文森先生在我心中就是一个文人的形象。跟您聊完之后,觉得好象更亲切了一步,在我们节目的最后,您有什么想跟我们网友说的吗?

司马小莘:我想跟网友说三点,第一点,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中,不能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独善其身。对一切违法乱纪的行为,懦弱、惧怕、袖手旁观的回报都同样是伤害。生活没有旁观者,每个人走要对是非曲折,为人处事做出抉择。勿以恶小而为之,勿以善小而不为。第二,历史不会消失,它会延续影响到现在和未来,只有正视历史,理清是非,清除污垢,褒扬正气,我们中华民族才能拥有真正美好的未来。第三,捷克著名共产党人伏契克说的话,人们我爱你们,你们要警惕。共产党不是被骂倒的,我们要警惕,警惕堡垒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的。谢谢大家。

主持人:我想在抗战这段时间,大家可能会有60%的注意力放在用枪杆子打仗的英雄上,可能对于用笔杆子打仗的英雄关注度会略微少那么一点。但是我相信看完本期访谈之后,会正视笔杆子的力量,文化的力量,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,谢谢。

司马小莘:谢谢主持人,各位再见。

主持人:各位网友,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,感谢您的关注,再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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